碑文高度頌揚(yáng)了韓愈的道德、文章和政績，并具體描述了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懷念之情。碑文寫得感情澎湃，氣勢磅礴，被人譽(yù)為“宋人集中無此文字，直然凌越四百年，迫文公（按指韓愈）而上之”（《蘇長公合作》引錢東湖語）。黃震甚至說：“《韓文公廟碑》，非東坡不能為此，非韓公不足以當(dāng)此，千古奇觀也?！保ā度K文范》引）

　　起筆兩句“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”，劈空而來，突兀高亢，豪邁警策，一下子就將讀者的心緊緊抓住。作者并沒有急于要說出具體是誰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遠(yuǎn)的影響，而是繼續(xù)泛論這種偉人的作用，能“參天地之化，關(guān)盛衰之運”。接著又舉出申侯、呂侯是岳神降生，傅說死后變?yōu)榱行堑墓糯鷤髡f來說明這類偉人降生到這世上來是有目的的，從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為。這就為下文論述浩然之氣作了充分的鋪墊，蓄足了氣勢。于是，文章順勢引出孟子的名言“我善養(yǎng)吾浩然之氣”，并說明這種氣無所不在，“寓于尋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間”。接著，連用三組排比句，從所遇對象的反應(yīng)、此氣存在的條件和此氣存在的方式這三個方面來具體予以描述、評論?！白淙挥鲋瑒t王公失其貴，晉、楚失其富，良、平失其智，賁、育失其勇，儀、秦失其辯”，這組排比句是說，突然遇上這種浩然之氣，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貴、富、智、勇、辯，可見其威力之大。文章又用“是孰使之然哉”這一設(shè)問句，引出對此氣存在條件的評述：“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隨死而亡者矣”，實際上是強(qiáng)調(diào)此氣乃無條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間。正是因為它無條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間，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變化不一，并不固定：“故在天為星辰，在地為河岳，幽則為鬼神，而明則復(fù)為人。”以上三組排比句，如江海橫流，浩浩奔涌，襄陵浸天，勢不可擋。而為了疏蕩其氣，使文章形成頓挫，在一組和二組之間，用一設(shè)問句“是孰使之然哉”，表示意思的轉(zhuǎn)換；在二組和三組之間，用一因果連詞“故”，表示上下層之間的因果關(guān)系。三層寫完，又用“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”予以歸納小結(jié)，使其開合有序，奔放中現(xiàn)出嚴(yán)謹(jǐn)。這一段對于浩然正氣的描述、評論，雖帶有相當(dāng)?shù)目鋸埡洼^濃的神秘色彩，但浩然之氣并非虛無飄渺的東西，而是確實存在著的，這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正義的力量和精神。因此，它的影響極為深遠(yuǎn)，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將其寫入著名的愛國詩篇《正氣歌》中，表現(xiàn)出崇高的民族氣節(jié)和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。它在今后還將沾溉后人，涵育百代。

　　碑文首段，對于浩然正氣作了充分的描述、評論，韓愈的高大形象已隱隱出現(xiàn)，于是二段順勢轉(zhuǎn)入評述其道德文章。碑文先強(qiáng)調(diào)自東漢以來，“道喪文弊，異端并起”。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之后，不僅統(tǒng)一的政治局面不復(fù)存在，經(jīng)濟(jì)遭到嚴(yán)重破壞，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體。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，到了晉朝，又出現(xiàn)釋、道合一的玄學(xué)。因此，從儒家的立場來看，儒道喪失、異端并起的說法并非夸張。再看文風(fēng)，魏、晉文章已開始駢偶化，到了南期，駢文占了絕對的優(yōu)勢，講究平仄押韻，堆砌辭藻和典故，內(nèi)容空虛，陳言泛濫，連反對過于駢偶化的劉勰在寫作《文心雕龍》時也依然采用駢文，可見其勢力之大，已積重難返。即使進(jìn)入唐朝，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上出現(xiàn)了貞觀和開元盛世，并先后出現(xiàn)了房玄齡、杜如晦、姚崇、宋璟等賢相，對于衰弊的文風(fēng)，也無法改變。直到貞元、元和之際，“獨韓文公起布衣，談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從公，復(fù)歸于正，蓋三百年于此矣?！庇谩罢勑Α薄镑庵薄懊胰弧钡仍~語來強(qiáng)調(diào)韓愈所倡導(dǎo)的古文運動號召力之強(qiáng)、聲勢之大，是完全符合文學(xué)史實際的。接著，碑文連用四個排比分句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(jì)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”，以此從文、道、忠、勇四個方面來盛贊韓愈的道德文章和為人行事。一個分句一個方面，概括力極強(qiáng)，氣勢也極其充暢，因此這四個分句也成為整個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傳千古、膾炙人口。而韓愈在文、道、忠、勇這四個方面的表現(xiàn)，正體現(xiàn)了上文所寫的浩然正氣，所以蘇軾強(qiáng)調(diào)說：“此豈非參天地、關(guān)盛衰、浩然而獨存者乎！”這樣，將一、二兩段完全挽合起來。至此，讀者才充分理解，原來碑文首段所放筆泛寫的浩然正氣，實際上是句句都在描寫韓愈。由此可見此文立意的精巧，用心的良苦。

　　碑文第三段，完全轉(zhuǎn)換角度，另起爐灶，從論“天人之辨”人手。所謂“天人之辨”，就是分清天意和人為兩個方面的情況，也即是：“智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魚；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?！比烁蓧氖驴梢詿o所不用其極，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；人可以欺騙王公大人，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騙小豬、小魚，因為《易·中孚》的卦象象征著中心誠信，誠信到能感化小豬、小魚等微細(xì)之物，如能擴(kuò)大到以之施政，一定能獲得吉祥，因為誠信正應(yīng)合著天剛正的美德；人可以用暴力去奪取天下，卻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婦之心，因為這也體現(xiàn)了天意。這些說法，在今天看來，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內(nèi)，但也不是毫無合理的內(nèi)核。比如將天意理解為公理和法律，還是可以講得通的。接著，碑文便從天意和人為的角度，連用排比句進(jìn)行兩相比照，指出：“故公之精誠，能開衡山之云，而不能回憲宗之惑；能馴鱷魚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镩、李逢吉之謗；能信于南海之民，廟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?！痹谶@兩相比照中，前項均屬天意，后項均屬人為。凡屬天意者，韓愈都能取得成功；凡屬人為者，韓愈全遭失敗。所以結(jié)論是：“蓋公之所能者，天也。所不能者，人也?！边@樣論說，不僅能與上文論述浩然之氣的話完全吻合，不致矛盾，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強(qiáng)調(diào)韓愈受到貶滴、遭遇誹謗、不能安身于朝廷，全是人為的結(jié)果，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。因此，碑文這樣寫，不僅是為了歌頌韓愈的忠誠和正直，也寄寓著對韓愈在政治上屢遭陷害打擊的憤懣在內(nèi)。

　　碑文第四段，重點描寫韓愈在潮州的政績以及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和懷念之情。由于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興辦教育事業(yè)，故“潮之士，皆篤于文行，延及齊民”；由于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水利、根除民患，故“潮人之事公也，飲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禱焉”。而對于王滌倡議重建韓愈新廟之舉，“民歡趨之”。而當(dāng)有人以韓愈生前在潮時間很短、對潮并不留戀為由認(rèn)為在潮修建韓廟并無意義時，蘇軾直接出面，以“如水之在地中”來比喻韓愈之神“無所往而不在也”，說明韓愈影響之廣大深遠(yuǎn)，既極生動形象，又極具說服力。

　　碑文最后，為了進(jìn)一步抒寫作者對于韓愈的高度崇敬之情，又展開浪漫的想象，創(chuàng)作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歌。詩中想象韓愈是天仙下凡，“下與濁世掃秕糠”的；他的詩歌成就極高，可以“追逐李、杜參翱翔”；他忠誠耿直，敢于“作書詆佛譏君王”；他感動上蒼，“祝融先驅(qū)海若藏，約束蛟鱷如驅(qū)羊”。因而當(dāng)他離開天廷以后，上帝十分悲傷，仍然將他召回。詩的最后，寫作者獻(xiàn)上豐厚的祭品，虔誠地向他禱告，希望他能在人間稍作停留，但他卻翩然飛回天宮，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便涕淚滂沱了。詩中通過這種浪漫的想象，既再一次高度贊揚(yáng)了韓愈的業(yè)績，天人共鑒，韓愈的精神，感天動地，從而表現(xiàn)一位古文運動完成者對于古文運動開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，又緊密呼應(yīng)碑文首段對于浩然正氣的描述、評論，文心之深細(xì)嚴(yán)密，達(dá)到了無以復(fù)加的程度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這篇碑文將議論、描述、引征、對話、詩歌等熔鑄于一爐，高論卓識，雄健奔放，駢散兼施，文情并茂。正如王世貞所說：“此碑自始至末，無一懈怠，佳言格論，層見迭出，如太牢之悅口，夜明之奪目，蘇文古今所推，此尤其最得意者?！保ā队x唐宋文醇》引）而宋代著名詩文評論家洪邁，則將它與唐代許多著名作家所撰寫的韓愈碑、傳、墓志等文章相比，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：“劉夢得、李習(xí)之、皇甫持正、李漢，皆稱頌韓公之文，各極其摯……及東坡之碑一出，而后眾說盡廢……騎龍白云之詩，蹈厲發(fā)越，直到《雅》《頌》，所謂若捕龍蛇、搏虎豹者，大哉言乎！”（《容齋隨筆》卷八）